2024年，中法建交迎来60周年的重要节点。回望来路，两国间良好的交流氛围为无数个体交往创造了条件，而在这场邂逅中，还有更多属于个体的奇遇值得讲述。60年中，无数中法女性于两地文化间往来穿梭，在与未知周旋的过程中，寻找着自己的价值和位置，也逐渐打磨出属于自己的闪耀之美，成为推动中法相向而行的美好力量。三八妇女节之际，我们邀请了7位中法女性，来讲述中法交往中那些属于个体女性的奇遇与闪烁。
安娜总结起自己人生的转折点时，常常这样歪着脑袋微笑，把那双藏着星星的眼睛眯成一道深邃的弧线。
千禧年初，安娜背着50个胶卷踏上从法国尼斯来到中国的旅途，那时她20出头，常年在北京的胡同里闲逛，沉醉于云贵高原里陌生的面孔和生活。宁愿忍受孤独，也要探索世界的另一面，那是年轻的艺术家对自己的试炼与承诺。
她爱音乐、爱唱歌，也因此误打误撞地闯入中国民谣乌托邦“河酒吧”的时代。无数夜晚，她在那个3平米的小舞台上一遍遍唱起古老的犹太歌，也为这小小一隅，留下无数影像。
音乐人张玮玮后来回忆起这段时光，说“我的音乐审美受到安娜的影响，她给我们带来了世界各地的音乐，让我们感觉自己和世界是同步的”。
那是属于她们的“热身”时代，照片里，年轻的音乐人在为他们的未来排练，照片外，青涩的摄影师在为她的成熟作品练习。他们之外，年轻的北京，它的骨骼也在悄悄地迅猛生长。
婚后生完孩子那几年，安娜没有工作，感觉自己失去了自信，她逐渐意识到自己不能没有工作，意识到有些压抑着的渴望，“如果不做就会死”。34岁那年，她决定向自己的热爱屈服。
我们再次见到安娜时，她正和她的“河乐队”从伊犁走到黄山，在云海和怪石间“边走边唱”。2月末，在央华版话剧《悲惨世界》中法巡演启动仪式上，她以戏剧总制作人的身份站在丈夫刘烨身边。刘烨是这次戏剧的男主角，这是他们第一次以合作者的身份站在一起。
她说自信是一种天赋，她没有天赋，只能通过事业和自我价值的积累逐渐习得。至于其间的跌宕自喜，不如听听她自己怎么说。
1997年，我们高三的中文小班组织了一次去北京的旅行。那时我17岁。一下飞机，我提着行李箱就去了广场，站在毛主席的肖像下，我被震住了。我知道自己站在一个对历史而言特别重要的位置，离我自己的家乡特别远。那些我在杂志、纪录片里看过无数次的中国，现在就在我脚下了。我忽然泪流满面。
去北京这件事，在90年代的法国尼斯是不可思议的。当时整个尼斯几十万人口，去过中国的人可能还不到100个。我们很快轰动了整个小城，还因此上了报纸。那时我除了巴黎以外哪也没去过，甚至没去过意大利。中国对这个小地方来说就是另一个世界，是最远的远方。
我父母有一对教师夫妻朋友，每到暑假他们就会去亚洲玩，拍很多照片。我从小就在投影机上看他们拍的胶片。象形文字丰富的画面感、独特的形状也非常吸引我。印有中文字的纸我都会收藏起来。那时候我就对中国充满了向往：兵马俑、巨石、山水、故宫、麦田……
我从小在尼斯一个艺术氛围浓厚的家庭长大，父亲是建筑师、话剧演员，姐姐也是演员。我从小就很喜欢绘画。14岁进高中前要选专业的时候，我天然地就很排斥经济科学，也不想从事任何和商业有关的事。
我在专业目录上浏览，一直往下翻，突然看到“中文”这个选项，忽然之间，很多陌生的画面一下子涌入脑海。我想到书法、毛笔、山水画。说来好笑，中文是那串专业目录里我认为和绘画最相关的专业，就这样，我开始学习中文。
大学我学的依旧是中文，每年暑假，我都会打工赚钱，然后买机票来中国。20岁那年，我和同学们一起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中国背包客之旅。我们先抵达北京，再出发去云南、贵州、广西。我们在乡镇土路中穿梭，我拍下了很多那时的中国，少数民族的热情，他们的习俗、服饰和生活方式深深吸引了我。那趟旅行之后，我回来就申请了去首都师范大学交换半年。
2001年1月，我又来到北京，北京还沉浸在新年氛围之中，对中国而言，这大概是个崭新的时刻，对我的人生而言也一样。
在那个网络不发达的年代，我攥着一个学校地址和电话，对除此之外的消息一无所知，就这样带着50卷胶卷来到了北京。那时我的中文还说得磕磕绊绊，北京刮着大风，大家躲进各自的小家过年，学校里几乎没有人、城市空空荡荡。第三天，我在公共电话亭给爸爸打去电话，崩溃大哭。
可年轻的时候，我宁愿忍受孤独，也想探索世界的另一面，我想知道另一个地方的人怎么生活。我常在北京的胡同里转悠，好奇地想要进入别人的家，我想看看他们的家是什么样的。
直到有一年春节，我真的在胡同里遇到一个大爷，他对我说“你进来，来我们家坐一坐。来我们家过年。” 他给了我一堆吃的喝的，留我在他家看电视，他家墙上贴着很多喜庆的挂画，热热闹闹的。在欧洲，这是几乎不可能发生的事。原来人可以这样走进陌生人的家里，可以被当作自己人，可以无条件地被欢迎。这种热情深深影响了我，现在的我也是一个好客的人，我喜欢邀请别人来我家。
交换接近尾声的那个夏天，我和几位意大利同学一起去了三里屯的河酒吧。在那里，我第一次看到野孩子乐队在台上表演。我被击中了，我们爱上了野孩子的音乐。
他们来自中国西北，音乐中却有一些西方元素。我从中认出了一些来自几千年前的古老的感受。它纯真又庄严，遥远陌生。我们也要来歌词，尝试去理解他们所唱的内容。
我也是那时候认识张玮玮、万晓利和小河的。玮玮总带着一顶鸭舌帽，拉着手风琴，手风琴是我再熟悉不过的乐器，他就像我在巴黎遇到的那些玩音乐的朋友，特别亲切。我渐渐和他们混成了好哥们。
我们都喜欢听世界音乐，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东欧的音乐等等。我也给大家听了很多我在法国时喜欢听的欧洲音乐。即便尼斯和北京，相隔千里，但因为音乐，我们还是跨越了种种阻隔，在人群中一眼认出了彼此。
结束交换、离开北京的前一晚，我在河酒吧唱了一首犹太歌——《金色的耶路撒冷》。那是《辛德勒的名单》的片尾曲。我曾经在这里唱了无数次。我把它送给我的老友，把不舍和忧伤也融进歌里。
2001年夏天结束，我回到法国，正巧那时尼斯正在举办一场13位中国摄影师的联合展览。我也申请展出了我在这次旅行中拍摄的作品。我的展览主题叫“中国，你在动吗？”（China，are you moving？）。
就这样，我正式踏上了摄影之路。那是一组极其经典的法国味儿的黑白照片，记录了我在中国的梦幻，也和一些关于巴黎的摄影梦想有关。
大学毕业后，我得到了一个来中国工作的机会，做法国图片社的摄影记者。阔别半年，再次走进河酒吧时，我已经非常清楚，我就是要用相机记录下这些乐手的这段岁月。摄影就是让自我安静下来，去看别人。我想记录下这些年轻人怎样生活，如何思考，研究他们，就是在研究我自己。
我看到他们在为自己小众的理想而努力，忍受着自己内心的不安、来自外界的不解，坚持创作、探索、特立独行。他们和我一样。我也来自非常普通的家庭，我想要尽快独立，我有自己的艺术理想要去追求，我想靠自己“更上一层楼”。
2009年，我在北京举办了《北京肖像》个人摄影展，那是那些年我对中国人众生相的一种个人观察，我拍了房产经纪人、记者、卖烤羊肉串的小贩、艺术家、崔健等摇滚歌星，等等面孔。每一张脸上都有他们和首都的独特故事。
到了2017年，我又在北京三影堂举办了摄影展《温度》，这组作品中有很多关于河酒吧时代的记忆。更多时候，我喜欢使用展览的英文名字“Warm-up”——“热身”。这组照片里，年轻的音乐人在为他们的未来排练，照片外，年轻的摄影师在为她更成熟的作品练习。那是我们所有人“热身”的一段时间，特别美好。
《温度》展览期间，很多河酒吧时代的老朋友们都来看展，大家被回忆所触动。小河对我说，“这是我们的故事。我们应该做点什么纪念一下。”那时我就快过生日了，我说，要不我生日的时候，我们就在这个展厅做个演出，我也参与，我也唱一唱。
就这样，我和小河、张玮玮、万晓利、郭龙一起，在2018年成立了河乐队，纪念在河酒吧的岁月。我们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安娜和她的朋友们》，也成为一个法国姑娘与中国民谣十余年友谊的见证。
如果让我一个人唱歌，我兴趣不大，因为音乐不只是表演，而是人与人的连接，最快乐的永远是跟大家在一起。2021年夏天，河乐队和老狼一起去了新疆伊犁，在草原上唱起自由奔放的流浪之歌，第二年我们又再次相聚在黄山深处，在齐松、怪石和云海之间唱歌。是这些真实的和土地的连接、鲜活的人与人的连接，才让唱歌变得有意义。
音乐是呼吸，当声音通过你的身体时，你就感到舒适，就像做瑜伽。人的声音汇聚在一起的时候，会产生非常大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听合唱团、交响乐团会让人想哭。音乐的这种连接的力量是神秘的，甚至我们人类现在还不能理解它。
其实唱歌是我在14岁的时候就藏在心里的梦想，但是现实中我从来不敢说出来，甚至跟我老公我都不敢说。因为我不自信，我一直没有让自己去做。我就这么憋着，一直憋到34岁，有一天，我突然听到自己的心说，“如果我不做这件事，我会死”。我那时候才意识到自己其实一直非常喜欢这件事。当我终于决定勇敢地去做的时候，发生身边的朋友也很支持我。
我认为自信和果敢的女性是最美的，但我从来不是一个自信的人，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学习自信。自信是一种礼物，但它是生来就不平等的东西。这种不平等并非来自阶级差异，而是家庭氛围。如果一个人生来就有一个快乐、阳光、充满能量和鼓励的家庭，那么不管他家物质条件如何，他天然就会是自信的。但如果生来没有得到这些，就需要终身学习。
我现在回看自己20-25岁的样子，会觉得特别难看，因为不自信，自己把自己藏起来。这和那时候的时代氛围也有关。我16岁起，开始对自己的外貌有所意识，那时候也特别爱美，别人也会说我美，但是上了大学之后，我开始排斥“美”。
90年代，法国女性主义运动迎来第三波浪潮，在那样有些极端的氛围之下，你如果选择做一个美女，就几乎意味着你是一个笨蛋，是脑子空空如也的人。以至于我觉得，如果我美，那我就会笨。我于是把自己的外在尽力隐藏起来，那时我驼背、戴着一个特别大而厚重的眼镜，从不在意自己的发型，尽量穿特别中性、没有亮点的衣服。那是一种很严重的时代偏见，意味着美和聪明不可兼得。
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26岁，当我在大学和社会上完成了大量的学习，我才对自己的大脑有了一点自信，加上女性的年代终于来了，我终于可以“又美又聪明”了。
中国女人也教会了我太多东西，无论是在贵州还是在北京、上海，中国女性都太厉害了。她们的经验可以给世界各地的女性上一课。她们不脆弱，永远有办法面对、解决生活里的各种困难，她们知道自己其实是很高贵的，从不小看自己。如果可以再选一次，我还是愿意成为女人，因为女性可以拥有很多身份，女性太有意思、太丰富了。
生完孩子之后的那几年，因为暂停了工作，那确实是我最不自信的一段时间。虽然诺一和霓娜都是小天使，我也因为他们的存在成为了“星妈”，但当我的注意力全部都在孩子身上时，身边的朋友和外部的环境都在继续向前走。这让我很焦虑。认识刘烨的时候，我是一个一直很敢的女人，现在我变成了一个不敢的女人，我不喜欢这样的自己，我开始意识到，不工作会让我失去自信。
孩子四五岁的时候，我开始慢慢恢复工作，最开始我做过一个艺术培训学校，那时候还不知道自己究竟能做什么、该做什么，只能慢慢摸索。直到后来，遇到央华戏剧的创始人王可然，还有很多影视、戏剧行业的朋友，我才慢慢找到自己的热爱和擅长，开始做制作人的工作。我跟王可然合作了很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