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我喜欢在早晨喝上一杯加了百利甜的咖啡，再开始写作，但从2022年起，只要沾一点酒，我全身的皮肤上便会鼓起令人窒息的小山丘，连续不断此起彼伏的红疹，像一簇簇扎人的“苍耳子”。
这是，俗称风团。按照我这些年习得的治疗方法——只需和大多数正常人一样，不用特意吃抗过敏药，远离过敏原酒精一周，就可以把“苍耳子”摘下去，恢复正常。
我们家是“敏三代家庭”，连续三代人有过敏症状，我的孩子自出生起，就有明显的过敏反应。微妙的是，在这个家，似乎只有我这个“偶然过敏者”在不断摸索着抗敏方法，而真正的长期过敏者，在氯雷他定及其他抗过敏药的帮助下，早就习惯了跟过敏“凑合着过”。我猜想，大概是因为身陷痛苦长达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几乎找不到任何脱身的发力点，所以他们面对自己同样过敏的后代，只能以同命相连为借口，将叹息做为结论。所以以传承的眼光来审视，倒是我在过去10年里，生出了一种带领子女摆脱其“出生缺陷”的使命感。
三代人里，最先有过敏症状的是孩子的奶奶。上个世纪60年代，她过完10岁生日，就同父母一起从国外返回北京生活。多年来，婆婆一直延续着童年的饮食和卫生习惯。我丈夫陈浩出生后，婆婆对家庭卫生的要求更高了，挑选消毒液比护肤品还要认真，有浓度之分、医用和家用之分，用于衣物、家具和食品的消毒液分门别类摆放，出门戴手套、进家勤洗手、勤刷万物……屋里浓郁的消毒水味，似乎成了爱的化身。
曾经在这个三口之家里，总有一人要在打喷嚏、流鼻涕。公公从不抽烟，可一旦坐在有人吸烟的房间中，哪怕只是和一个正在吸烟的人擦肩而过，他的喷嚏和眼泪就会汹涌而出。一阵风也能引起一家三口的高度警惕，他们那时候总以为是受寒，吃点小感冒药和消炎药也确实能解决问题。然后，婆婆就会更加注意卫生，反复擦擦洗洗，盯住每个人洗手，洗手，再洗手，几乎不允许任何未经酒精消毒的物品进家。
直到90年代，他们遇到一位医生，才被确诊为过敏症，拜别了感冒药，用上了氯雷他定这类抗过敏药。自从家里常备抗敏小白药片，“敏一代”的症状就基本控制住了，虽然依旧常年摆脱不了咽炎和鼻炎，但和身边由于不良的生活习惯而住院手术的同龄人相比，这些小麻烦根本不算病了。
上了岁数之后，抗过敏退居“敏一代”的次要任务，深居简出，回避人群，日用饮食和生活习惯早已固化，洁癖反倒变成可以引以为荣的标签，他们的过敏症是否有什么变化，没有实践，自然也没人知道。
请先想象一个情景——当有医生问你，你家有没有养宠物？这两天有没有接触动物？你可能会不假思索地说，有啊，我家一直养着猫，好多年了，之前怎么没见孩子过敏？医生可能会说，之前不过敏，但情况会变的，现在也有可能过敏，最好别养了。你犹豫再三，信，又不信。
直到一个周末，你带孩子去宠物乐园喂动物，空气中的粉尘、粪便和毛屑密度陡然升高，一小袋杂粮还没有给鸽子们喂完，孩子就开始揉鼻子、揉眼睛，你立刻意识到，过敏了！接着又想到家里那只猫，心想医生说得没错，孩子对宠物过敏。
可第二天，你拿起电话拜托朋友说，我家娃对猫毛过敏了，能不能帮我养……话还没说完，你的脑门就被熊孩子扔出来的弹力球砸中了。等你一肚子火地再去看他，惊讶地发现孩子此时呼吸顺畅、明眸皓齿，就像昨天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一样……你再次纠结了，家里究竟能不能养猫？
陈浩肯定是过敏体质，但从没做过医学检测。据公婆回忆，他小时候没少受罪，常感冒咳嗽，还得过哮喘。高中时，放学回家就得先睡觉，没法熬夜做题，只能趁着偶尔清醒，奋发学习几周。他自己号称，若不是身体，要不然考上“清北”也不成问题。
在90年代，几乎没人谈论过敏症。成年后，陈浩常年有鼻炎和结膜炎，严重时头昏脑胀，公司团建，他穿上租来的戏服，也能引发了皮疹……但他能忍，只要几片氯雷他定，完全没有影响过我的生活。
若把人生比作登山，我家“敏一代”是在山顶粘上了第一颗恼人的“苍耳子”，“敏二代”是在半山腰中了招。这两代人登山时候的刺球时多时少，所以治或不治，很多时候取决于“苍耳子”是否严重影响到他们的登山速度。
那些年，对我而言，“过敏”只是一件无足轻重的私人小事。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这是一种不容忽视的非传染性慢性病。
婚后，我起先全盘接受了“敏一代”和“敏二代”的习惯，对于婆婆主动送来的消毒液套餐，我们这个小家只需要不假思索地复制一整套标准的清洁步骤就可以了。谁不喜欢干净整洁的家呢，更何况陈浩在清洁方面早就是一把好手。渐渐地，我也对消毒液的味道形成了依赖，挺满意这种生活方式的。
2013年秋天，北方连续多日雾霾，女儿咳嗽得厉害。陈浩搬回了3台与婆婆家一样的空气净化器，分别放在走廊和卧室。一扇门隔开两个世界，空气质量天差地别，一旦从室内去到室外，咳嗽和鼻涕立刻大作——彼时我们以为，都是雾霾惹的祸。
假期，我带孩子回娘家住了几天，娘家没有空气净化器，女儿一直咳嗽，我便提前离开了。当时我妈耷拉着脸说：“这家人养得可真够娇气的！我们怎么就没事？”多年后，我妈去到外地养老，每次返回北京，尤其是春秋两季，她也开始出现过敏症状，从此再也不说孙辈“娇气”了。
2014年，新风系统和各种净化器的宣传渐渐多起来，个别敏锐的幼儿园率先装上了，但女儿感冒和咳嗽持续的时间并没有缩短。我和很多父母一样，三不五时就要陪孩子等在呼吸科的走廊里，那里总是人头攒动，医生开出各类感冒药和止咳药，过敏和流感混成一团。我以为大部分父母都是这样日夜熬过来的，所以并不焦虑，并且依然天真又乐观地等待着孩子自己茁壮成长。
我第一次确认女儿出现过敏症，是在一顿中秋聚餐后。当时两岁多的女儿第一次吃螃蟹，公公精心夹出鲜嫩的蟹肉喂她，见小孙女吃得开心，便说下周再来吃。到了晚上，女儿时不时挠挠胳膊，我就看到了一小片红色扁平的包。我给女儿涂上润肤乳，但她还在挠，没一会儿，红包蔓延到脖子和背部。晚上10点，我破天荒地打开动画片，刻意把音量调低，强行把女儿的注意力从疹子转移到电视上。不出半小时，她斜着脑袋睡着了，我却睡不踏实，半夜起来开灯观察，皮疹才消失了一大半。又过了两天，这波疹子才彻底消失。
两周后，公公履行诺言，再次带小孙女吃螃蟹。那天我正在准备一场线上交流会，顾不上多想，结果女儿身上大面积皮疹果然如约而至。我隐隐感到不安、后悔，公公突然问我：“小孩子能吃氯雷他定吗？”当时我一头雾水，因为还没有见过哪个新手妈妈在为孩子治疗过敏症。
螃蟹肯定不能再吃了，公婆安慰我说，“等孩子大一点就好了”“多吃几次就习惯了”……但这更像亲人善意的期盼，殊不知，隐形的活跃分子正在孩子的血液中越积越多，等待着一场必然的爆发。
很快，儿子出生了。喝下人生的第一口奶粉后，短短几分钟，他从眼皮到脚背就出现了红肿，呼吸困难，缩成一团哭得撕心裂肺。当年女儿出生时，只是单纯地吐掉奶粉，拒绝牛奶，但没有皮肤过敏。我没想到儿子的过敏症状来得这么早！
当初在妇产医院接受的“新妈妈培训”知识立刻用上了——母乳是给孩子量身定制的最佳“免疫力供给”和“解药”——我一边举起杯子大口灌温水，一边把儿子揽入怀里。儿子咕咕地喝奶，不再哭闹了，不出一小时，皮肤果然恢复了正常颜色。
后来，我尝试喂过儿子几次脱敏奶粉，他坚决不喝，哪怕一小滴都要吐出来。孩子主动争取“全母乳喂养”，享受与女儿在婴儿时期的同等待遇，我也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然而在这期间，我的身体状态大不如前，过去生龙活虎的我，哺乳期几乎每月都有感冒、低烧的情况，总在吃药。为了防止孩子通过母乳过敏，我还从网上搜索到了一些知识，忌口了易过敏的高蛋白食物和补品。因为缺乏营养，我瘦得非常快，小毛病也越来越多，进入恶性循环。
多年后，儿子的过敏症状比女儿更复杂，持续时间更长，是否与当初他没有获得充足且健康的母乳有关，就不得而知了。
继螃蟹之后，女儿逐渐对更多食物有了异常反应。除了反复起小包，她甚至可以用指甲在皮肤上画圆、写字母，也不觉得疼——是“干痒”拽着她的手指在作画。她还得过几次腹泻，以及一次至今令我心有余悸的意外。
一天晚上，她发烧到38度出头，算不上高烧，我就没给她吃退烧药。我想着给她补充点营养，自作聪明地做了一杯木瓜牛奶，她半杯下肚，摆摆手躺下了，说要睡觉，但我心里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守在床边，没敢走开。
然后，我渐渐发现女儿有些不对劲，凑近看吓了一跳——只见她无法呼吸，脸蛋发紫，牙关紧闭，两眼死盯住天花板一角，中邪了一样，全身僵硬……是高烧惊厥？！不应该要烧到39度以上吗？难道不是强烈颤抖吗？我手忙脚乱地把女儿头侧过来，托起她，大喊她名字，大概过了十几秒，还是几十秒，她一股脑儿把喝进去的牛奶都吐了，人也回过神儿。事后，我恶补了高烧惊厥的急救方法，才知道对着孩子喊叫是很危险的。
第二天，陈浩出差回来，前夜的自责和恐惧涌上心头，我抱着丈夫哭。而女儿再次尝到鲜牛奶的滋味，则是四年后了。
其后，一次前同事聚会，几个女人自然聊到孩子，我才知道其中一位妈妈已经在过敏路上摸爬滚打了数年。
那位前同事自己有鼻炎，她的孩子比她更严重，呼吸道疾病反反复复，多次引起扁桃体发炎。几年前，孩子在医生的建议下做了扁桃体摘除术，但生病的烦恼一点没少。她渐渐转换了思路，认定过敏症才是问题的核心。辞职后，她带着孩子在北京四处求医，也验过血，验出过简单几项过敏原，医生也给开了抗过敏药，说等过敏时再吃。
让她备感焦虑的，其实并不是勉强的治疗效果，而是始终没有一位医生给过她明确的治疗方案和疗程，她看不清距离光明的出口究竟还隔着多少道门。直到她在香港找到一家治疗过敏症的专科医院，事情才开始变得明朗，治疗效果也是立竿见影。
“不过，你家孩子的症状算是轻的，发现有哪种食物过敏，就别吃了，”她还特意补了一句，“那套治疗方案挺耗精力的，很可能你们全家人的生活都要跟着调整。等你确定了，再来找我。”
此后，政府整治空气污染的力度加大，但真正见效还是需要更长时间的。那一阵子，“逃离北京”变成了朋友们见面常聊的一个话题，过敏之家咳嗽不断，其他人呼吸道也不痛快。于是我们全家一致认为，暂时离开北京，是目前唯一的方法。
2016年，我和陈浩商量了一整夜，从经济能力、职责分工、两地通勤，再到入托安排，找到一条狭窄的路通向另一种生活。其实那几年，全国大部分地区的空气质量都大差不差，只是抱着一丝希望，想着南方的湿润总归能让孩子少些咳嗽和病痛吧？
我们计划，陈浩留在北京工作，我带着孩子们去南方生活，每个周末他坐火车来陪我们。我们没有在南方置办房子，陈浩用了几个周末往返南北多次，为我们租房、置物。终于在一个周日傍晚，我带着孩子们抵达了租屋门口，眼前除了床和沙发，洗好的被褥，还有数十个大小不一的快递箱，都是打包的家居用品。陈浩和我们擦肩而过，一个小时前已经赶往火车站，返回北京，准备周一的会议。
第二天，我开始找幼儿园，找育儿嫂，找生活所需的各种门店。新生活的节奏来得很猛烈。踏上一个青砖铺就的石桥，再走5分钟就是个菜市场，沿街处处是一副顺其自然的旧模样。背竹篓叫卖新鲜青菜的阿婆，一户户售卖水产、蔬果的小商铺，地面上坑坑洼洼，烂叶子黏在泥泞中，跳出来的小虾垂死挣扎。我深吸一口气，闻到了漂浮在街头巷尾的鸭油和腥味，寄希望于这烟火气能够改变些什么……从此，能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
我想简单了。春天到，草籽爆炸，花粉肆意。儿子流了一次鼻血，姐弟俩轻微鼻塞，我没当回事，以为是换季温差大受寒，继续带着孩子们四处踏青。
一天夜里，儿子突然连滚带爬地起来拍我，大喊：“流鼻血了！”我一个轱辘起。
